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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富翁彩票1968-12-01 17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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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平均降幅达60.1%******

　　本报记者张敏

　　1月18日，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公布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。经调整，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，3个药品被调出目录。本次调整后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，其中西药1586种，中成药1381种；中药饮片未作调整，仍为892种。

　　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药品价格变化备受资本市场关注。记者在现场了解到，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，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(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)，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，总体成功率达82.3%。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60.1%。

　　其中，阿兹夫定片医保支付价格为11.58元/片(3mg规格)。而阿兹夫定片用于治疗新冠的规格为1mg。根据药物差比价规则，新冠治疗药物阿兹夫定片降价约35%，医保支付价格由此前的270元/瓶(35片，1mg规格)降至175元/瓶左右。(备注：阿兹夫定片有2个适应症“HIV-1感染”和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”，其中，“HIV-1感染”的挂网价为626.06元/瓶，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”的挂网价为270元/瓶)

　　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表示，从患者负担情况来看，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，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900亿元。

　　中国药品价格

　　成为全球“洼地”

　　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，已连续5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，累计将618个药品新增进入全国医保支付范围。

　　黄心宇介绍，五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“保基本”的功能定位，坚决杜绝天价药进医保，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，通过谈判准入等方式，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的药品价格，患者的负担明显减轻，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显著提高。

　　“在诸多治疗领域，中国的药品价格由原来的‘高地’成为全球的‘洼地’，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。2018年至2022年，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分别为56.7%、60.7%、50.6%、61.7%、60.1%，进口药品基本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。2022年我们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的办法，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因为价格较高，不能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问题，引导企业以竞价的方式自主降低价格，换取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机会。”黄心宇介绍。

　　据初步统计，到2022年底，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累计报销达到3.6亿人次，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649亿元，平均报销比例达69%左右。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的因素，2019年至2022年的4年间，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4600亿元。

　　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、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晶向《证券日报》记者介绍，五年来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惠民成效，其中基于药物经济性评价的价值购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“药品价值有两个核心要素构成，一个核心要素是患者的治疗结果。用了这个药之后，患者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健康收益，如何测量？第二个核心要素是药品在治疗的全生命周期下花费的医疗费用。因此，我们要最大化地提升患者的健康收益，最小化可能消耗的医疗费用。”吴晶向记者解释道，通过以相同或更低的成本获得更优健康产出的价值购买，药物经济性评价旨在基于证据判断如何把“钱用在刀刃上”。

　　多款明星产品无缘医保

　　医保基金要用在刀刃上

　　2022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，新冠口服药物、天价药CAR-T产品能否顺利进入备受市场关注。

　　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正式将阿兹夫定片、清肺排毒颗粒等2个药品通过谈判降价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，而辉瑞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因报价高，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。

　　对此，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，《关于实施“乙类乙管”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，延续了目录外新冠治疗用药的临时报销政策，先行支付至2023年3月31日，此后将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。对于Paxlovid无缘进入医保目录，该相关人士表示，“国家医保局已经展示出非常大的诚意，但是按照企业的报价计算，将对医保基金形成较大压力。”

　　除新冠口服药物外，天价药CAR-T疗法产品能否进入也是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焦点。

　　去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，复星凯特定价达120万元的CAR-T疗法阿基仑赛备受市场关注，不过最后无缘医保目录。今年国产CAR-T产品已增至两款，分别是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。从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初审结果来看，只有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进入名单。

　　1月18日，记者在国家医保局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，今年最终仍未有CAR-T疗法产品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。

　　“高价药，目前主要指的是在我国年治疗费用超过100万的药品。高价药进入医保目录目前存在争议，我国的医保是基本医疗保险，这意味着其偿付水平有限，要考虑医保支付的公平性原则。所以医保费用支出一定要用在刀刃上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。

　　创新药加速进入医保目录

　　多家公司发布“喜报”

　　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。

　　“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，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，成功率83.3%，高于整体的谈判成功率。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部分都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，其中有23个药品是2022年当年上市、当年被纳入目录。”黄心宇向记者介绍。

　　1月18日，再鼎医药、亚盛医药等多家公司发布“喜报”，公布自家创新产品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进展。

　　谈及通过医保目录调整的方式促进我国创新药发展，吴晶向记者表示：“当我们强调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时，其实是在引导企业的研发方向。从药品结构来看，我国的仿制药居多，但创新药的数量在增加，政策在引导国内药物研发趋向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。”

　　“国家医保局践行以价值为基础的谈判理念，会用价格杠杆引导创新药企业瞄准最有价值的药。最有价值的药，即药品解决了过去药品解决不了的、未满足的临床需求。当创新药能实现这个目标，就可以获得较高的价格。所以药品价格根据价值来定，就使得很多企业转型去做创新药。”吴晶向记者表示。（证券日报）

东西问 | 孙向晨：现代世界如何走向“天下一家”？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题：现代世界如何走向“天下一家”？

　　——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

　　中新社记者文龙杰

　　“家”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，包涵着独特的思想资源，甚至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范式。

　　近年来，“家”重新被知识界关注，“家哲学”被评为2021年度“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”之一。在文化厚厚的包裹中，“家”的深处究竟与西方哲学中的“家”有何不同？“家”能否在普遍化、去语境化的论述中成为普遍的哲学论题？中新社“东西问”日前就此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教授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近年来致力于对家进行哲学挖掘，能否介绍一下，何为哲学意义上的家？

　　孙向晨：“家”是人们特别踊跃讨论的话题，也是非常复杂的论题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，“反家非孝”成为社会主流，比较典型的是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、鲁迅《狂人日记》中提到的“礼教吃人”等。除了这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，陈独秀、胡适、傅斯年、顾颉刚等也在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家文化进行了批判。家，在我们的语境中承载了太多个人、民族与历史的沉重记忆。

　　必须认识到，“家”在中国或者汉语思想传统中，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，如不清晰区分开来，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。因此，需正本清源，一要区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统与家的哲学意味；二要区分家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地位与“家”对于人类而言的生存论地位。

　　任何一个文明都关注“不朽”的问题。古文明埃及会借助木乃伊来直观表达生命的不朽，基督教借助上帝，佛教则借助灵魂的轮回。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对“不朽”的理解，主要是通过“生生不息”来实现。

　　“生生不息”可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信仰。比如，在故事“愚公移山”中，愚公与智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愚公的时间世界如天地般广袤长远，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”，而智叟的时间世界只局限在这一生一世。基于对“世代”的关注与信心，中国人会对生命之间的延续给予特别关注，对于世代之间的情感最为看重，古代称之为“亲亲”，《中庸》中说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”。

观众参观徐悲鸿的作品《愚公移山图》。泱波摄

　　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情爱(Eros)、友爱(Philia)以及基督教里神对于人的圣爱(Agape)都有许多论述，唯独对于亲亲之爱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讲得很少。而中国人在亲亲之爱中还发展出一种中国的根基性的德性“孝”。“孝”字上面是“老”，下面是“子”，意味着不同世代之间的结合，通过“父慈子孝”并由此发展“家”的哲学。

　　西方的爱从爱情开始，中国人更注重“爱由亲始”。前者注重个体，因此海德格尔讲人是“向死的存在”；中国人则揭示出面对未来世代的存在向度，重视生命之间的延续性，如民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之说。比如，“教”与“学”两个汉字都与“子”有关，也都与世代传承相关，因此把“师”与“父”联系在一起，将老师与“天地君亲”放在同一序列中敬拜。通过挖掘“家”的哲学意义，有助于在世代延续性中理解生命。

湖北孝感第一人民医院“战疫”夫妻祝茂松、秦维芳的“全家福”。晏美华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“家”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何种地位？

　　孙向晨：“家”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，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。

　　纵向上，向上“慎终追远”，向下“生生不已”，“家”成为联通上下世代的枢纽。横向上，中国人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看上去“修身”是修齐治平的基础，其实修的是对父母的孝顺、对子女的慈爱、夫妻的义顺，“修身”并非纯粹个体性修炼，而是在家庭关系性中的一种修炼。所以“家”才是修齐治平的核心，国家是大的家，天下则是“四海一家”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从文明论的高度思考“家”，“家”为何在中华文明中被格外重视？

　　孙向晨：其实，古希腊也讲“家”，但城邦兴起后，对“家”的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；基督教也讲“家”，圣父圣子圣母，都是以“家”为喻体的，但神圣化了的“家”却掩盖了现实中真实的“家”；在中国，则以“家”为本位，自觉地以家的基本特点来理解世界。

　　与其他文明相比，中华文明既不依靠希腊式诸神、基督教式位格神，也不依靠佛教的六道轮回，而是通过“家”，这一基本的生存环节，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。

　　中华文化基于“家”发展出伦理体系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最后通过“推恩”达到泛爱天下，即所谓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，形成一种道德化世界。此外，“家”对中国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性寄托，因而注重“慎终追远”，也强调落叶归根。

103岁李宝英在已是古稀之年的儿媳妇的陪伴下剥油茶果。赵春亮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人对“家”的思念无处不在，“家”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哲学基础，对全人类意义几何？

　　孙向晨：我在柏林讲中国哲学时，特别强调了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的哲学出发点，德国学生可以理解，甚至感同身受，只是西方文化并未发展出这样一种体系化、系统化的家文化。“家”在汉语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壤与地基。近年来，我试图在此基础上，提炼出更加理性化、更具普遍性的“家哲学”，挖掘其对全人类的哲学贡献。

　　就现代社会而言，“家哲学”应成为医治现代性疾病的良药。现代世界中，人在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社会等意义上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这当然具有进步意义，肯定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。而在传统社会，个体很难独立生存，需倚靠更大的共同体。在古希腊，人是城邦的动物；在天主教，人倚靠于教会；在印度，人是村社的动物；在中国，人是家庭的动物。只有在现代社会，个体才可能独立存在。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，使人对整体的依赖度降低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人的生存依然是社会性的，在汉字中“人”字虽只有两笔，但表达了相互扶持；“仁者人也”，“仁，亲也。从人，从二”，则表达了两人间的亲切关系。人在理智生活上可以是独立的，在情感上则对彼此有着深深的依恋。就后者而言，现代社会给予的支撑非常不足，所谓的存在主义问题就出现了，人的荒谬感、漂浮感、虚无感都爆发出来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强个体概念，一旦没有上帝作为内在支撑，亦即尼采所言“上帝死了”之后，“个体”就处于一种漂浮状态。“家哲学”由“亲亲”而“亲切”，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关系性的、扶助性的，基本趋向是把人从远处拉近，形成一个温暖世界。

　　与希腊特别强调理性相比，“家”更强调情感，强调成员间的相互关联。“家”作为一种文明论范畴，其奠基的世界更有家园的温暖，而非茫然大地的荒芜。

广西南宁学童展示书写的“人”字。俞靖摄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如何通过阐发“天下一家”的理念，破除文明冲突论？

　　孙向晨：人和动物不一样，不是靠本能生活，而是生活在“三观”之中，具有世界观、人生观与价值观。西方文化传统中有非常进步的方面，但也存在种种弱点乃至弊端。比如，按照霍布斯理论，人在自然状态下即是“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”，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理解和界定为相互冲突、争斗、排斥。像个体层面一样，在理解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上，民族国家也处于相互争斗关系中。康德讲永久和平，其前提也是国家间相互争斗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，同样复制了霍布斯的冲突逻辑。

　　从个体冲突、民族国家冲突到文明间的冲突，其基本逻辑一样，都源于追求自我权力。根本在于其哲学模式是个体主义式的，即我与他者互为陌生。

　　“家”的哲学从“亲亲”开始，注重相互之间的关联，但又强调“不同”，维特根斯坦从中发展出“家族相似”理论来破解西方的本质主义，而中国文化传统的“和而不同”进一步概括了“家”的这种理想状态。在这种“家哲学”的框架下，每个个体都可以不一样，但因为“亲亲”而归于“和”，并不一定就指向冲突。从家哲学中的“亲亲之爱”发展出“泛爱天下”的仁爱精神，可建立起对共同体、对国家关系的新理解，也就是“天下一家”的理念。

　　“家哲学”旨在把他人拉近，强调“亲如兄弟”，形成一种共同感与家庭氛围，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“天下一家”的相互关系，后者在哲学上转变了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，可提供一套新的哲学体系，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天下观，从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从健康的“家”文化，提炼出普遍意义，在现代世界尤为重要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孙向晨，复旦大学教授、哲学学院院长、通识教育中心主任；入选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社科领军人才(2020年)、上海市领军人才(2019年)。曾在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巴黎高师、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、访问教授。牵头或参与的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(2018年)、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(2014年)。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哲学研究》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，多项著作、论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《双重本体：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》《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“个体”》两篇文章分别入选2015、2017年“上海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”。